实行这九项纲领的方法是同一个，即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宋儒所尊崇的格君心之非的榜样便是伊尹。本文还想指出的是，阳明学士人对蒙的理解，蕴含了对启蒙本身的反思，当然，这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对象进行的反思。
以此为参照，细绎康德之说，虽然福柯指出，启蒙兼具伦理精神性维度和政治制度维度。再如王艮本人就是王阳明的及门弟子，何以王阳明本人不是启蒙思想家，而王艮却成了启蒙思想家呢？这些都是启蒙话语叙事中难以解答的问题。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据《史记·殷本纪》以及《孟子·万章下》的记载，身居相位的伊尹曾因商君太甲继位后暴乱无德而将其流放于桐宫，并在太甲悔过自新后又返政于他。阳明学的良知自知、良知自觉说正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自我觉醒而空诸依傍，即不因为精神觉悟之难而裹足不前，而是真正地去践行为仁由己。
可能有人会认为李贽是当时的思想异端，然而西方的启蒙运动恰恰是宣扬普遍性的，追求共性和差异的统一、平衡。梁启超的这一观念对后来的胡适影响甚大。梁启超、胡适的启蒙论述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论述，并非人民性的论述。
简言之，启蒙思想是普世的，根本不是欧洲独有的特权。……教也，学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启蒙叙事对启蒙精神的理解未必准确。
若从思想来源上看，先秦甚至更早时期，便对启蒙十分重视，比如《周易》第四卦即是蒙，意味着乾坤肇建、天地开辟之后最重要的便是屯卦所象征的秩序与蒙卦所象征的教化。因此，别人的引导和教化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贤臣儒者在其中的枢纽性作用可见一斑。后世不知养蒙之法，忧其蒙昧无闻，强之以知识，益之以技能，凿开混沌之窍，外诱日滋，纯气日漓，而去圣愈远，所谓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在他看来，蒙即是指未发，性体纯一未发为蒙，蒙以养正，即是养正于蒙。
而险在内正对应于朱子所言道统十六字中的人心惟危，危即危险。程颐认为：卦辞曰‘利贞，彖复伸其义，以明不止为戒于二，实养蒙之道也。新文化运动中有新学人士如丁文江等人为唯科学主义张目，以科学解决人生问题、精神问题，这本身也是违背启蒙精神的，因为启蒙运动中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追求，即使是康德在对启蒙的论述中也都强调人类结成道德之整体的重要性。4.阳明学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圣凡之同然，而程朱则认为大多数人要遵从先觉者的教诲方能觉悟开蒙，圣凡差异为其所强调。
福柯说：人只有依靠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这一点，阳明学显然有所察觉。
而将阳明后学的人物视为启蒙思想家，却又存在着将阳明学之整体一分为二的问题，这一分别本身就有着是否正当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蒙和觉就构成了对反。
我们可以体会到，侯外庐对启蒙精神的理解重在人民性，即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古代思想中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比如，特别强调李贽批评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典型的启蒙观念，却忽视了阳明本人就说过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侯外庐在书中将中国历史上的启蒙思想上溯到了17世纪，以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为开首。但是这样的解释，又会造成圣凡之间的过大差距，当然，这有利于宋儒以道抗势的师道观之挺立，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解释隐含了先知先觉者和蒙者生来便存在着施教和受教者的差别甚至不平等。虽以《庄子》之混沌说蒙体，但龙溪所言混沌未分的无知状态，其实是在说人的良知。觉是性体，良知即是天命之性。
强调别人的引导的重要性，这与程朱理学的观点相通。他担心的是，如果连人民的保护人本身都未能独立自由思想的话，何谈人民大众的启蒙。
三、蒙体与自觉 阳明学对蒙卦的理解可谓别开生面，与朱熹强调蒙为蒙昧（ignorant）不同，阳明学派儒者的解释则揭示出了蒙的积极面向，以蒙为蒙稚（innocent），并以良知、心体说为根据，阐发出以蒙为混沌蒙体（innocent substance）的理论。今遂以效训学，以学训效，皆无不可，不必有所拘执。
这一对于蒙卦的理解其实涉及阳明学与朱子学对于学之认识差异。（《师友下第二十五》）如此，则为君者是否能够有师即是朝廷与天下能否大治的前提，道义最尊贵，而道义由师友有之，师友自然也最尊贵。
而欲复兴儒家之道，必从讲学始，所以宋儒极重师道。人之为学，就是不断觉悟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启蒙的过程。这一解释无疑就对朱熹的解释做了翻转，在他看来，蒙是一种混沌纯气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没有任何后天的人伪、知识、技能的掺杂或污染，正如孟子所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离娄下》）。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必假学虑而昧夫天机之神应，非所以稽圣。龙溪明确说良知就是混沌初开之窍，万物所资以始。
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差异又如何通向普遍启蒙的达成呢？这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无智巧、无技能、无算计，纯一无伪，清浄本然，所谓蒙童也。首先看理学师道观的政治内涵。
若从言句承领，门外之宝，终非自己家珍。既然康德所言是人类的普遍启蒙，那么显然其所论就早已超越了启蒙运动本身，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启蒙运动属于过去……然而它不可能‘过去，因为它最终指明的不再是一种历史定位的学说，而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态度。5.程朱强调现世的君主要向真正的儒者去谦虚地学习，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批判维度，而阳明学的讨论则更重在精神性维度。蒙之时，混沌未分，只是一团纯气，无知识技能搀次其中。
这意味着，良知、真正的知只能通过自觉自悟的方式获得，而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言语经书获得。这意味着朱熹更强调外在教化的必要性。
王阳明对此批评道：以效训学之说，凡字义之难通者，则以一字之相类而易晓者释之。吾人学不足以入圣，只是不能蒙，知识反为良知之害，才能反为良能之害，计算反为经纶之害。
同时，龙溪借用庄子凿混沌七窍的典故，揭示出了好为人师的弊端在于：启蒙者对他人的发蒙很可能会流于以自我后天之知识、技能强加于人的危险，这种后天经验的知识技能由于是出于经验积习所成，其是否纯善无伪就不是毫无疑问的，也即是说，知识技能有可能是恶，是私人的成见，而非可普遍化的善。从周敦颐到程颐，两位大儒都如此重视蒙卦和《孟子》先觉觉后觉之说，都以师道观作为其主旨，这正体现出了宋代理学家在政治观念上的一致性，简言之，即是格君心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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